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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山域南段的科考日记

局长·横断山域南段的科考日记(2006年11月4日之一)

11月4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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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的木里乡村)

  接待我们的木里县干部,一个个都很热情,而且能说会道,尤其是政协副主席、原旅游局长苏拉志,说起木里的人文地理来眉飞色舞,活脱脱一个木里通。2002年约瑟夫·洛克的奥地利亲属来木里时,就是苏拉志当向导的。
  这一行人中,一个看上去五十来岁的卷头发男子不那么显眼。今天就是他陪我们进山。长海子是一个高山湖泊,在海拔3700米附近的山坳里。看到三四十年野蛮砍伐之后还残存着一片相对较完好的天然次生林,科学家们都非常兴奋地扑了上去。这名男子没有跟进,跟司机师傅们趴在草地上聊起了天。
  我走过去问:“您是什么领导?”“我?我什么也不是。”男子趴在地上,懒散地答道。“你们木里县的干部素质都很高呀,”我继续搭讪,“说起当地的情况来一套一套的。您在哪个部门?”
  我边说边按快门。男子一见这个,赶紧坐了起来,前襟上还带着昨天下午陪我们吃饭时滴的油渍。“我姓毛,叫毛拉拉,彝族人,木里县科技局副局长。”
  “哇!您好厉害!您要是科协主席,那就是毛主席了。”旁边的司机们轰地笑起来,毛拉拉副局长也挠着卷发,嘿嘿笑着。“我们这里没有科协,科技局代行科协的职能。”看来他有点喜欢“毛主席”这个词儿。
  “木里的科技没什么干头。”毛副局长主动开始介绍情况。5个人的科技局,刨去人头费,一年的财政拨款只有两万元,“啥也干不了。”前些年做过沼气,研究得差不多就交给农林局了。后来又研究温室大棚,完成后又交给农林局了。毛拉拉感觉科技在这里只是配角,做不出什么大事。
  “我以前是计生委的,在那里干了十多年,这两年才到科技局来的。”毛拉拉的语气里,隐约有些对过去辉煌的留恋。我赶紧追问:“计生委好吧?”“那当然!计生委好哇!”毛拉拉同志扬起额头,阳光照得他印堂发亮,“我们县13万人,一个人一年能摊上10元经费,加起来就是130多万!我们这里计划生育好搞,农村少数民族可以生三胎,城里少数民族可以生两胎,一般都不想多生。我们县计生工作一直是全州第一。”
  科技局想过搞太阳能,但成本比较高,操作起来有难度;前不久买了两台风力发电机,结果“那个东西质量太差,半年都没用,风扇(翼)就坏掉了。同风力发电机一起送来的电视机,也被村长抱回了自己家。”
  想没想过弄点别的项目?比如说利用当地特有的自然资源?“我们这里,木头是最大的资源。除了木头,就是水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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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朴的木里人民)

  一张包东西的旧《凉山日报》(2005年4月4日)上这样写道:
  木里是山的王国,更是水的王国。木里的水能资源达到了1000多万千瓦,在县级区划里是全国之最,并且开发的自然条件好,行话说就是“水头”好。天然林停采以后,木里的经济一度走入了低谷,县委、县政府及时调整县域经济发展思路,立足水资源,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潜力在水、发展在水、富裕在水。按照州委提出的发展战略,木里县委、县政府提出:以水电工业为龙头,落实水电开发,构建新的县域经济体系,使之成为继天然林停采以后又一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3年7月,木里县与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水洛河、木里河流域水能资源整体开发合同,15年内完成两条河流250万—300万千瓦的水电开发。目前,木里河首期开发的装机26万千瓦的沙湾电站的规划、钻探、交通等前期工程已经结束。2004年4月,投资达15亿元、设计装机容量25.6万千瓦的鸭咀河电站开工建设,目前已打通了8公里的引水隧道。为确保未来电力并入凉山电网顺利销售,在木里县的积极协调配合下,木里至西昌110千伏的输电工程已建成。达娃电站为博瓦河一级电站扩建工程,装机容量2×4000千瓦,设计年发电量为4590万千瓦,计划今年12月底试发电。届时,达娃电站将承担起木里县境内所有电站建设施工用电保证。
  该县准备用3至5年的时间,建成50万至100万千瓦的装机,使木里真正由木头财政向水电财政转变,由木头大县向水电大县转变,以水电开发和水电工业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包括其他后继产业的发展。
  由于小型水电站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优势,县委、县政府同时制定了“协调服务好巨型电站,加快建设好大中型电站,抓紧开发小型电站”的工作思路,以招商引资为主要手段,启动小水电开发,造福林区农牧民。达娃电站的建设,标志着木里小水电开发拉开序幕。
  木里县委书记李宏伟介绍说,1998年木里县的财政收入是6000多万元,天然林禁伐后只有368万元。木里县由“木头经济”向“水头经济”转变后,效果立竿见影。2004年木里财政收入为1000万元,预计3年后仅是水电开发的财税就将达7000万元以上,远远超过天然林停伐时的水平。
  可是随行的老周说,去年共同出资兴建的一个水电站因为资金不到位,现在负债严重,连合资方的总经理都逃跑了,而且要是电上不了国家电网,当地根本就用不完这么多电,效益无从谈起。
  “您听说过CDM吗?”我告诉毛局长,“向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申请,联合国对水电和退耕还林项目给予无偿资助呢。像木里这样的地方,在国内也许不出名,但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很高,我觉得申请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呢。”
  “联合国?太远了。我连北京都没去过。”毛局长显然觉得这事不靠谱,他希望找一点近些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线索。“你问问科技部,看太阳能项目有不有?我们这里阳光充沛得很。或者高寒山区温室大棚蔬菜也可以,山地的农民不会种蔬菜。因为没有,他们基本就不吃。”
  毛拉拉认为搞太阳能项目最有意义,现在全县农民仍然烧柴,甚至连县机关都还烧柴,一户至少几十斤,高山区一天100斤都不够烧。“你想想,全县13万人,就算6人一户,两万户人家,一天就是100万公斤柴,一年将近40万吨林草。”要是能从“靠山吃山”变成“靠天吃天”,既省力气,又保护生态。
  晚上吃饭的时候,毛局长特意走到我这边,拿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万户农牧民光明工程”。“我跟我们李局长商量过了,不管是风能还是太阳能发电项目,都可以。你这么热心,到北京去帮我们联系联系。”毛拉拉从我手里接过钢笔,用牙咬开笔帽,又在纸片下方写下他的联系方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科技局。
  这地址他写得很详细、很慎重。北京离这里太远了,他怕不写清楚收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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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横断山域南段的科考日记(2006年11月4日之二)

问起前年的那场凶杀案,毛拉拉表示确有其事,但说我听到的传闻不准确。
  “木里的治安好得很,那不是我们木里人干的。”同行的县政法委老周同意毛局长的说法,“人就是在你们同事今天去的木里大寺附近的915农场被杀的。他背着个植物标本箱,跟服务员说这个可得帮我保管好了,是宝贝。这话被同他一起上山的两个年轻人听见了,以为是金银珠宝,就跟他一道出去,再也没有回来。2600块钱,一条命就这样没了。”
  “要是木里人,肯定会有人认得。后来云南省公安厅、四川省公安厅都来了人,查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凶手。”老周一口咬定这事是盐源人干的,木里人不会干这事儿。
  连丽江司机也帮木里人说话,“在木里县城看到打架的,只要你说你是外地来的游客,不管有理没理,公安局肯定把当地人关起来,因为外面来的是客人,要发展旅游业,当然得保护客人。”
  这让我想起昨天在路上遇到的情形。尘土飞扬的山路上,一路路放学的小孩子见到过路的车辆,都会驻足微笑,向客人行队礼。“在全木里县,学校都是这样进行教育的,一来是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留下美好印象,二来也是为了让汽车减速,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听到这里,我不禁为昨晚的担心感到惭愧。
  回到驻地,在网吧里搜索了一下血案的报道情况,有《北京青年报》和新华社的报道:

一位博士研究生遇害之谜 新华社记者 屈明光

  今年11月20日,当噩耗传来,人们怎么也不愿相信这是事实:年轻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广杰,于2001年9月25日在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固曾乡固拉村落定沟进行野外科学考察时,被歹徒残忍杀害。
  人们无不惋惜:张广杰年仅25岁,而且是一位植物学家的苗子,但却过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人们无不震惊:张广杰的蒙难,使他成为了中国科学院系统第一位在野外科学考察中被杀害的科技人员。
  为完成博士论文,张广杰只身闯进深山
  1976年5月3日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的张广杰,1994年考入曲阜师范大学,1998年毕业并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昆明植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2000年转为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周浙昆研究员。今年6月,他在成都完成博士英语学位课程后,转入了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题目是《栎属高山栎组分布区的形成与横断山及喜马拉雅隆起和抬升的关系》。
  张广杰所从事的植物分类学,是一门以大自然为实验室的科学,离不开到野外去获取第一手资料。今年9月14日,张广杰与本所一位女硕士研究生一起,为完成学位论文而前往四川南江、茂县等地进行植物学考察采集工作。9月21日,在完成两地考察工作后,两人于成都分手,同伴于次日顺利返回昆明,张广杰按照原定计划前往西昌,继续进行他的考察工作,路线为盐源—木里—盐源—泸沽湖—丽江—中甸—昆明,预计20天左右。
  不知是何缘故,此后,张广杰就未曾与家人、导师、领导、朋友们有过任何联系。直到10月22日,人们终于意识到,张广杰可能发生了意外。

  张广杰的失踪,牵动着众人的心
  张广杰的失踪,引起了昆明植物所领导的高度重视。10月24日,昆明植物所正式向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云南省公安机关报告了张广杰失踪的情况,省公安厅迅即向云南省丽江地区和迪庆州公安局、四川省凉山州公安局发出了寻找张广杰的特急内部传真电报。昆明植物所同时成立了专门查寻小组,在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干警的配合下,于10月29日前往云南省宁蒗县泸沽湖和四川省盐源、木里等地查寻。
  11月1日,查寻小组到达盐源,经查访,在盐源县城“旅行公寓”证实,张广杰曾于9月22日入住该公寓,并在登记簿和服务台寄存了2600元现金和理光10照相机1部,随后踪迹不得而知。
  11月16日,在查寻小组与木里县公安局警官前往915林场查寻时,终于发现了重要线索:这个林场的招待所负责人证实,张广杰于9月24日下午4时左右入住招待所1-2房间,同日下午6时左右又有一高一矮两个年轻小伙子住进1-3房间。晚饭时,张广杰因携带贵重物品,请招待所将饭送到了房间。次日清晨,张广杰与两个小伙子一起共进早餐后,便与他们一同上了山。
  获悉这一线索后,木里县公安局警官即刻前往山上,并同时报告指挥部,请求派人实地调查。11月19日晚,木里县公安局干警在915林场查寻时,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初步判断是张广杰,但有待证实。

  经侦查,张广杰死于谋财害命
  11月20日,凉山州公安局指挥中心向昆明植物所发出传真电报,证实所发现尸体确系张广杰,死因是他杀。
  惊闻噩耗,昆明植物所派出党委副书记、副所长刘培贵率领的工作小组,于11月22日抵达木里。当地公安机关向工作小组介绍,经过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再次证实死者是张广杰,死因系头部遭钝器猛击致死,死亡时间是9月25日。
  经木里县公安机关分析案情,张广杰从进入木里915林场到遇害的情况,已逐渐清晰:9月23日早晨,张广杰乘9时的中巴车从盐源到达木里,中午到过911林场小卖部买东西,下午回到木里县城住城关粮站招待所3-5房间;9月24日,张广杰乘中巴车前往915林场,张广杰被安排在林场招待所1-2房间。下午6时左右,有一高一矮两个衣着西装的年轻小伙子也来到915林场,住进1-3房间。晚饭时张广杰因携带贵重物品,请招待所将饭送到了房间;9月25日早晨,张广杰与两个小伙子一起吃早餐,之后便和他们一同上山,途中张广杰还向当地老乡问过路,两个小伙子极有可能将其引至案发地,在一条林间小路旁杀害了张广杰。经分析排查,这两个小伙子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但经调查发现,915林场并没有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的任何住宿记载。因此,是谁杀害了张广杰,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张广杰被害,给人们提了一个醒
  张广杰无辜被害,使人们无比愤慨和悲痛。昆明植物所科研人员、干部群众和研究生们怀着哀思,自发为张广杰募捐数万元。昆明植物所将张广杰确定为因公遇害身亡,给予其家属特殊的经济补偿,并将继续敦促公安机关尽快侦破此案,早日惩办凶犯。
  父母失去了好儿子,家庭失去了好亲人,导师失去了好学生,不仅是研究所的损失,也是中国植物学界的损失。为此,中国科学院在张广杰遇害后明确强调,科研人员野外考察要严格按规定执行,并要求野外考察人员配备基本通讯设备,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昆明植物所近日又专门制定了《关于野外科学考察的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今后原则上不允许一个人单独从事科考活动、允许为每位考察队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科考要取得当地有关部门帮助、野外考察要严格按照预定区域、路线和内容开展工作、在外考察必须与研究所保持联系等,以确实保障科考过程中的人员、财产安全。
  人们都在默默祝愿:这类事件从此不再发生。
(据新华社昆明2001年12月15日电)

中科院博士生野外考察遇害 2001年12月12日07:49 北京青年报

  博士生凉山遇害
  他是中科院系统首位野外考察时遇害的科研人员
  案件尚未侦破,警方正在搜集线索
  昆明植物所规定今后科考人员不得单独外出


  近日,在四川凉山科学考察时失踪的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博士研究生张广杰已被证实遇害身亡。尸体已经找到,头部有明显的钝器猛击痕迹。据了解,这是中科院系统首起被证实的科研人员野外考察遇害事件,在国内也属罕见。

  为做博士论文走进凉山
  张广杰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位熟人是师妹普春霞。9月16日,张广杰因为博士论文的需要,与她一起从昆明所出发赴四川采集植物标本。时过境迁,普春霞已经回忆不起当时的情景。由于任务不同,9月21日,张广杰与她从成都分手,普返昆明,张广杰赴四川凉山自治州的盐源和木里两县。
  按原定计划,张广杰将前往四川的盐源、木里、云南宁蒗泸沽湖、丽江、中甸等地进行植物学考察采集工作,考察的线路为:盐源——木里——盐源——泸沽湖——丽江——中甸——昆明,预计20天左右。
  张要考察的是一种叫高山栎的植物。临走前一周,他向同门师兄陈绍田请教(此时其导师周浙昆先生也已外出考察),陈告知他凉山州的木里县有这种植物,以前他曾到过这一带,并向张介绍了有关情况。
  陈绍田告诉记者,高山栎属于壳斗类植物,一般生长在高海拔地区,凉山是这种植物的主要分布区,“其实昆明附近也有高山栎,但因为我们的专业是植物地理,所以最好能找到大片高山栎的生长区。”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野外考察
  据陈绍田介绍,这是张广杰第二次单独外出,尽管读硕士时即师从周浙昆教授,但由于研究方向方面的原因,很少外出考察。而第一次是由周教授帮助联系,到目的地后也是有人接待的。因此,真正的独自外出,这其实是第一次。结果就是这一次出了事。据熟悉张广杰的同学介绍,张为人善良朴实,而又性格内向,不擅与人交往。而陈绍田及周浙昆教授都认为,如果凉山此行不是张广杰而是别人,很可能就不会出事。

  所里接到张父电话时,张广杰已失踪近20天
  最先起疑心的是张广杰的母亲。10月1日,中秋佳节,儿子没有像往常那样打电话给家里。这很不正常,一般情况下,张每周都要跟家中通一次电话的。10月7日,由于还没有儿子的消息,父亲便打电话到昆明所,未通。一周后,父亲再次打电话,张广杰导师周浙昆教授称按计划应该快回来了(这次出差预定为20天),但所里也没接到他的电话。周先生讲,因为野外情况复杂,出差时耽搁一段时间是经常的事,考察地多数通信不便,有时不打电话也属正常,他本人最多时曾一去九个月。
  数日后,张广杰的父亲打电话给张广杰的师兄陈绍田,告知广杰已有一个月没给家中打电话时,陈心中一沉,心想可能出事了。遂打电话给凉山州公安局的一个朋友咨询,对方告诉他很可能出了危险,因为当地治安不是太好。

  植物所四寻张广杰
  10月29日,昆明植物所派出有陈绍田在内的四人去木里县寻找,陈绍田说那几天他们跑了好多座山,但是什么线索都没找到。一周后,周浙昆教授亲自带人去找,仍然一无所获。又过了一周,张广杰父亲、伯父也赶到了昆明。木里是个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县,寻找团尽管采取了种种办法,包括通过公安协查、电视台寻人、请正在召开的木里县人代会协助等,张广杰仍然没有下落。最后只得从木里返回。
  返回后,张广杰父亲要求亲自去找,所里遂派一位保卫干事乘车陪其同往。这已是所里第四次展开寻找。这回,在木里县城粮食局招待所,终于找到一个丢弃的客人入住登记簿。服务员也渐渐回忆起曾有身份证上有“曲阜”字样的人来过(张广杰用的是其在曲阜师范大学读本科时的身份证)。张父遂判定是张广杰。而此前,陈绍田曾来此查询,但遗憾的是,该所遗失了9月28日以前的所有记录,时过已久,服务员当时未能回忆起广杰是否来过。

  小女孩发现张广杰尸体
  当日,木里警方找到广杰尸体,并通知植物所保卫干事蒋某,蒋某担心噩耗加上高原反应会使广杰父亲受刺激,遂力劝两人先回昆明。广杰父亲、伯父在乘坐三日火车抵达昆明所后,对方告知他们已经有了广杰的消息。于是,两人在12点抵达昆明,下午4点钟又与昆明植物所党委书记刘培贵带领的9人原路返回。
  张广杰的尸体是被一进山小女孩发现的。她在进山时发现了一双死人的脚,但她报告了当地“头领”后,“头领”对此并没有在意。后来看到关于广杰的寻人启事,这才报案。尸体已经腐烂变形,但通过衣服、眼镜和未丢失的相机,被认定确是张广杰。他身上所带现金、储蓄卡及身份证均已不在。

  两名外地男子是谋杀案的最大嫌疑人
  根据后来昆明所和警方的追寻,广杰遇害的过程推测如下:9月22日,他先到达盐源县,携带的相机和现金(2600元)都寄存在旅馆,并做了登记。9月23日,抵木里县城,入住粮食局的招待所,他的目的地是离木里县城120公里的水洛乡,第二天启程,由于在临近915林场3公里处遇到塌方,遂改步行,后遇到915林场一对夫妇,搭乘他们的马车赶到林场。当日在林场招待所住下。
  据了解,曾有一高一矮两名外来男子在广杰之后抵达林场(后被定为是首要犯罪嫌疑人,警方已经基本排除当地人作案可能)。两人何时认识广杰不得而知。据猜测,很可能在来时车上,经过简单的攀谈之后,单纯善良而又急需帮助的广杰被他们套出老底,并轻信了两名生人。9月25日早晨,同广杰一起吃过早饭,三人一起出发。据悉,当时林场的负责人曾告知广杰,他们正在修车,第二天就可以乘车去水洛乡。但被广杰拒绝,可以想象,直到此时,他丝毫没意识到可能降临的危险。
  到水洛乡需翻过一座山。有当地人透露,在路上,曾有一个年轻人向他问路(后被认定就是张广杰),当地人告诉他,到水洛乡应该走一条马车路才好。但两人极力劝阻了。再后来,张就跟他们上了山。事后证实,在山上张广杰惨遭杀害。在后来找到的尸体上,头部有明显的钝器击打痕迹。
  据周浙昆先生讲,事实上,就在915林场附近,有很多广杰所要寻找的高山栎,根本用不着到水洛。张广杰为何非要进山?是因为想找到更有代表性的标本?还是被两人蒙骗?如何蒙骗,在歹徒被抓获之前,这将是一个谜。

  遇害事件在中科院系统尚属首次
  事件发生后,记者与昆明植物所办公室主任甘烦远取得了联系。据甘主任介绍,昆明植物研究所由于其学科研究特色,需要经常进行野外调查等工作任务,每年合计至少不低于100人次。在中国科学院系统,有关失踪案件已发生过多次,其中震动、影响大的如彭加木、陈彪院士等,但类似张广杰这样的被害事件尚属首次。
  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长傅德志介绍,科学家野外考察充满艰苦和危险,就在张广杰遇害前十几天,美国曾发生过一起科学家野外考察被毒蛇咬死的事件。

  导师说社会治安困扰野外科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相对自然界的危险因素而言,社会治安因素似乎更值得关注。据了解,昆明植物所的科研人员在外出考察时,被抢被打事件时有发生。张广杰的导师周浙昆有过十几年的野外出差经验,他说,现在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最偏远的地方往往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那里民风最纯朴,很少发生人为意外。
  张出事之后,师妹普春霞一直未敢将此事告诉自己家人,因为怕父母担心。作为一名植物分类学研究生,类似的考察她也做过多次,而且也经常是单独行动,在外也曾遇到过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研究生单独外出科考难道是因为经费紧张
  据与张在同一科室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讲,由于植物分类属冷门学科,经费短缺,因此为节省开支,学生外出考察时多为一人单独行动。不过,对此周浙昆教授不能认同,他说科研人员单独外出考察主要是出于课题方面的考虑,而不是经费上的原因,他以前经常对学生讲,外出时不必过多考虑经费问题。

  不允许单独外出科考的规定到底有多少用处
  据悉,张广杰遇害后,昆明植物所即不再允许研究生单独外出考察,且外出时须带手机。所里一位博士生告诉记者,现在,有些课题组开始给研究生配手机,“但配了手机又如何呢,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要到野外、到那些少有人烟的地方去,而那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手机信号。而且不许单独出去又怎么样呢?两个人一起出去也不见得就安然无恙了。”
  12月11日,记者与负责张广杰案的四川凉山州自治区公安局警官王志旺取得了联系,王警官说此案已被定为州挂牌督办案件,但是当记者问他案子的侦破工作是否有进展时,他说进展肯定是有的,但因为案子尚未破,他对此不便做任何说明。(文/本报特约记者柴会群 赵瑞兰 本报记者鲍丹禾 供图/赵瑞兰)

  【编后】一个青年博士生的突然死亡,让人不胜唏嘘。也许有人说,如果张广杰的性格不那么单纯天真,他也不至如此;但问题的症结似乎不在于这里。张广杰之死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艰难之处。我们还记得安徽大学的生物学教授何家庆,为了在野外工作中能保证自身安全,无奈之下蓄起一头足以把人吓退的长发,何家庆事后说,他是不得已而为之。
  经费问题、恶劣的自然环境、令人担忧的社会治安,都可以为科学工作者设置一道道障碍,何时这些障碍能成为一马平川的坦途,那将不仅是科学界的幸事,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幸事。


  原来如此。
  愿逝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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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礼·横断山域南段的科考日记(2006年11月4日之三)

尘土飞扬的山路上,一路路放学的小孩子见到过路的车辆,都会驻足微笑,向客人行队礼,即使是单独一个孩子,也丝毫不会偷懒。
  这让所有科考队员都为之动容。大家纷纷举起相机或摄像机,要留下这难得的镜头。“谁带糖了?或者其他别的礼物?”中科院北京植物所的高先明研究员激动地问。科考队副队长、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副秘书长李杰一路严肃地向孩子们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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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木里县境内,你一路都会见到这样的风景,孩子们的纯真让人感动。)

  “太可爱了!太让人感动了!什么叫教养?这就叫教养。什么叫素质教育?这就叫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不分地方的,在繁华的都市,各种各样的知识灌输不是素质教育;而在苍凉偏僻的大凉山深处,素质教育却能绽放出艳丽的花朵。
  “在全木里县,学校都是这样进行教育的,一来是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留下美好印象,二来也是为了让汽车减速,确保孩子们的安全。”政法委老周告诉我们。
  “这些孩子成长起来,木里的情况一定会跟现在大不一样。”听我这么说,毛拉拉很高兴,不过他对“两免一补”今年的执行情况不太满意。“每个学校都有两免一补的指标,80名,100名,都是固定的。这不合理。现在一方面要保证入学率,但等入学率上来了,两免一补又保证不了,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要求,有的是书本费什么的还要收一部分。”
  毛拉拉的孩子23岁了,财经学院计算机系毕业两年了,至今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找对象。“开个网吧吧。”我向毛拉拉建议。“唉,没钱呀,网吧哪里开得起?”上个世纪60年代从老县城搬下来,县城海拔不到2500米,高原津贴便没有了。现在木里的工资水平比西藏类似地区要低很多。

  翻开1979年-1999年木里县的经济大事记,上面写着:
  1979年2月,中共木里县委召开三级会议,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着重研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及尽快把农业搞上去的问题。
  1979年9月,总投资48.7万元的县水泥厂竣工,并投入试产。
  1983年7月,木里农村遭30多年罕见灾害性天气,倒塌房屋13间,大量牲畜死亡5129头,雷击死亡4人。
  1984年11月,国家拨款150万元扩建县松香厂、改“滴水法”生产为“间歇式蒸煮法”生产,生产能力由年产300吨提高到1500吨。
  1984年11月,经省政府批准,木里成立了白碉、固增、屋脚、项脚、俄垭5个民族乡。
  1988年8月,县副食品加工厂与吉林联办松茸罐头厂,当年产清水松茸罐头80吨,产值36万元,获利8万元。
  1989年2月,县内9个国营牧场遭受30年来罕见特大雪灾,死亡牦牛4532头,绵羊死亡7564只,直接经济损失130万元。
  1990年7月投资7500万元,年产硫酸盐漂白木浆板10050吨的木里纸浆厂举行奠基仪式。
  1992年1月,总投资1730万元,装机容量为3×2500千瓦的博瓦河三级电站竣工投产。11月,博瓦河三级电站(装机容量3×2500千瓦)正式通过验收。
  1992年11月19日,在木里大寺举行“木里藏传佛教十世活佛边玛仁青就职大会”,颁布了《活佛证书》。
  1998年7月―9月,木里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水、泥石流、滑坡、地震等自然灾害,大量基础设施被毁,城区电站彻底被毁,全县28个乡至今未恢复通讯,木里曾一度成为孤城、直接经济损失1.6亿元以上
  1998年8月,天保工程启动,以林业为支柱的木里县经济将倒退到30年前的水平,对木里的经济、社会事业、政治稳定带来了巨大影响。
  1999年,扭亏无望,欠债累累的木里纸浆厂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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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木里长海子风光)

  这里离贪腐的距离比别的地方要远。这里离发达的距离也比别的地方要远。
  据报道,木里县邮政局每投递一份报纸要支出6.63元,投递一封信要支出29.84元,投递一只包裹要支出178.29元。
  这里很和谐,但还是低层次的和谐。在“和谐――破坏――和谐”的进程中,“破坏”的环节还没有彻底完成,新的“和谐”还在慢慢地孕育。木里能跳跃式地越过“破坏”阶段,平缓走进新的“和谐”吗?
  如何让木里这样的地方实现电、电话、电视、道路村村通?如何保证那里的孩子都就近有学校可上?如何让那里的老百姓获得就近看病的条件?如何保证中央提出的在这个五年计划内实现每个村子每月放一场电影的目标?有人在网上这样问木里县的人大代表。
  这里就像一片干渴的戈壁,只要有雨水,就会有绿洲出现。
  可是,雨水,你能越过大凉山的重重阻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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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横断山域南段的科考日记(2006年11月5日)

11月5日(星期日)

  很少有人知道,木里以前是一个王国。
  很少有人想起,木里竟曾经有过国王。
  我们今天要去寻找的,正是末代木里王——木里第十九代大喇嘛。

  在公共汽车站,我们问正在等车的乘客:“您听说过木里王吗?”对方抱着一只大公鸡,侧着头想了想:“什么?卖啊!十块钱一斤。”显然,这位老兄听汉话有些费劲,或者耳朵不大好。周围的乘客“轰”地笑起来,但没有人搭腔。他们对“木里王”这个称谓看来也很陌生,否则以当地人的热情,一定会有人冲过来带路。
  我们开始有些后悔,前天开会的时候没有好好问一下苏拉志局长,“木里王”的名讳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晓得他是木里最后一代土司,1950年1月17岁时世袭了大喇嘛职位,成为至高无上的“木里王”。
  走进县委对面的农贸市场,同伴提醒一定要问年纪大一点的藏民。门口坐着的藏族大叔正卖“牛头”牌牦牛酥油,头上用不知什么东西围了个箍,一绺头发耷拉在发箍上,很有点里杰卡尔德的味道。
  “您听说过木里王吗?”里杰卡尔德抱起膀子摇了摇头:“我是从西藏来的。不知道。没听说过。你问当地人好了。”
  “木里王”还没有把王位坐热,解放军就来了。年轻的“木里王”拒绝了国民党败军的要求,派代表与解放军接触,同意接受和平解放。为了表示诚意,“木里王”宣告“木里王国”政府彻底废除“乌拉”差役和33种不合理负担,并承诺在木里境内不允许藏匿一个国民党逃兵和土匪。
  在农贸市场里转了一圈,周遭都是好奇的目光。科考队的队服有些扎眼,尤其是刘晓波、马鸣手里标着“CCTV”的摄像机和话筒,更让一路的小商小贩探头探脑。“
  您听说过木里王吗?”成衣店的大叔奇怪地盯着我们这一行人,好像在琢磨“木里王”是一个什么新出的服装品牌。“木里王,嗯……木里王,你们是不是说木天王哦?那在云南吧?”
  洛克到木里的时候,见到的是“木里王”的爷爷“老木里王”。那时候,“木里王”还没有出生,幸运属于木里第九世活佛甲央旨古的弟弟。“那时候我天天盼着(洛克)那个怪物还会回来”,活佛的弟弟甲央巴丁今天还健在,木里所有寺庙的重建图纸都要由他过目,“因为那个怪物一来,我就能吃到甜死人的水果糖了。”
  “木里王”没吃到洛克的水果糖。他出生的那一年,“老木里王”就去世了。1941年,不到8岁的他被送到木里大寺剃度为僧,攻读藏文。1947年,“木里王”又来到瓦尔寨大寺,拜第九世活佛为师,继续学习藏文。
  路过县科技局的网吧,见一群年轻喇嘛正在复印东西,飞上台阶,探头就问:“您听说过木里王吗?”“知道。”一个十八九岁的喇嘛答道。我们的心砰砰直跳,感觉国王的大门正向我们打开。
  “那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就在这县城里吗?”对方使劲挠了挠头,表示听不懂。从旁边过来一个懂汉话的小喇嘛,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叽哩咕噜向大一点的喇嘛说了几句,年长的喇嘛似乎不得要领,“不知道,不知道。”
  正在复印的女子转过头来,“木里王是丽江那边的嘛,怎么会在这里呢?”绝望之余,我举起相机,想把复印资料的喇嘛们照下来,没想到岁数大的喇嘛一声令下,所有喇嘛“倏”地齐刷刷转过身去,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尴尬。
  “木里王统治着一块方圆9000平方英里的地域,比马萨诸塞州略大,但只有22000名诚实谦卑的人民……那是一个喇嘛专政的王国,臣民们见了喇嘛甚至低头不敢正视。”洛克写道,“木里大寺是由340间房屋组成的喇嘛寺庙,居住着700个喇嘛……第二个重要的寺庙是木里以北18英里的洼庆喇嘛庙,居住了270个喇嘛……第三大喇嘛庙是木里东南25英里的古洛喇嘛庙,居住着300个喇嘛。木里王和他的政府,总是在这三个寺庙轮流居住,每个地方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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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洛克到木里大寺时拍下的照片 图片来源:友多图库资料)

  “卡帕提寺院座落在海拔10260英尺高的一片高地上,俯瞰着卡帕提山谷。……寺院里茂盛的杉树一直生长到后面的山巅。在我们来到的时候,几个住寺的喇嘛和木里王的随从在种植着小树和玫瑰的寺院入口处列队欢迎。喇嘛们没有和我们握手,而是鞠躬向我们致意。尽管卡提寺院是地球上最与世隔绝的地方之一,但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身处的房间装饰着精美的壁画和雕刻的门窗。”洛克当年曾描述过一个细节:他想为一转经人拍照时,被转经人拒绝,直到他给了一枚银币。
  我们没有银币,喇嘛们也不会向我们要银币。在不熟悉的宗教习惯面前没敢造次,我讪讪地退出门来。
  央视跟新华社的同伴开始打退堂鼓,“你再遛哒遛哒?找到以后叫我们一声啊。”三位兄弟闪回驻地去了。剩下我拎着在地上摔得鼻青脸肿的破水壶,继续在木里的街巷里寻访越来越模糊的历史。
  快到大街尽头的地方,一位系围裙的裁缝正用缝纫机缝着旧式军装。身边的八角帽摞起来足有两尺高。
  “您听说过木里王吗?”“解放前的?当过土司?我想起来了……你一定是说小县长吧?他解放以前就在这里当官,后来当了县长,去年刚退休。你到政协去看一看,他天天在那里坐。”
  政协?那不就在我们驻地边上吗?小县长?“木里王”还当过县长吗?彷佛看出我眼神中的犹豫,裁缝一个劲催我,“没错,你问的肯定是他。我刚才还看见老头来着,去那边小便去了。这会儿他肯定还在那儿坐着呢。”
  后来别人告诉我,“木里王”确实当过县长。1951年,他出任盐源县联合政府副县长。1953年以后,担任木里藏族自治县正、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夫妇俩无儿无女,在县城里安静地度过余生。
  而此刻,我找到“木里王”的信心正在逐渐消失,因为我不敢相信他到去年才退休。
  折头回来,旅游局的牌子斑驳地挂在大路南边。我突然想起苏拉志,他对木里的情况很熟,“木里王”的情况就是他介绍的。进去看看,尽管知道他今天不在——他已经陪北京来挂职的刘副县长去雄鹰谷了,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
  走进旅游局大院,里面是一个体育场。成群结队的老年人在体育场的一角唱着跳着,在另一角的活动室里,两桌台球前几位老人在打台球。
  “您听说过木里王吗?”“这你要到宗教局去问。”老太太头也不抬,一心要挽回球台上的颓势。“哦,等我打完这个球,我带你去找我们老年协会主席。”另一桌上,老爷子胜局在握。
  不等这场球打完,旁边下象棋的一位老大爷已经自告奋勇将我领出了门。在运动场一端,他截住了老年协会的主席。“记者同志吧?哎呀,这个‘木里王’呀,最好去问宗教局,我也说不好。”
  我彻底绝望地回到驻地,电视机里正转播火箭队的球赛。姚明率领一众人把诺维斯基领衔的小牛打得找不着北。我却总放不下“木里王”,一边看着比赛,一边琢磨着“木里王”究竟更想海耶斯还是威尔斯。也许更像巴蒂尔吧?巴蒂尔有些像满族人,而洛克说,“木里的统治者据说具有满族血统,他们的祖先因为对皇帝的勇敢和忠贞,被封为此地的王,并世世代代继承王位。封他们祖先为王的就是1723年继位的雍正皇帝。”
  比赛结束了,姚明享受着众人的拥戴。在那一刻,我又觉得姚明就是“木里王”。洛克那自豪的宣言用在他身上太贴切了:“我们现在处身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从来没有一个白种人曾经立足于此。”
  吃饭的时候,终于见到了彷佛突然蒸发了的木里县领导。听说我们的遭遇,毛拉拉局长脸上全是惋惜:“啊呀,你怎么不问我?你怎么不问我?你要晓得我的电话,你要打我的电话,我马上带你去找他。”
  来不及了,我们马上就要上路。拜见“木里王”的使命,只能留给后面从木里大寺赶回来的队员。
  “木里王”叫松布初,汉语名是项培初。55年前,他随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赴成都、重庆、上海、北京,受到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等的接见,并同毛主席、周总理共进晚餐。第二年“五一”,项培初再次来到北京,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参加了游行观礼。
  “木里王”,希望下次能够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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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山域南段的科考日记赶路记

11月17日(星期五)
横断山域南段的大型综合考察活动进行到了木里,我们的下一站是稻城和亚丁。由于前段时间的泥石流,我们需要绕1000多公里的路才能到达。我们从木里县城出来返回到盐源,再绕到凉山州的西昌,然后经过甘孜州的康定,顺着318国道进入理塘县,理塘县海拔4013.87米,素有中国高原之城的美称。最后进入稻城境内,再进入亚丁地区。
在盐源到西昌的路上经过了两座海拔并不算高的山,车子一直在云里雾里绕着崎岖的盘山公路行驶。在海拔3500米的地方我们经历了本次活动的第一场雪,雪里面夹杂着很多的水份,因此这里的雪很重。云雾中的水份顺着木里河带来的很多水气进入了内陆,但是到了海拔2600米的位置雪就成了水,也就是雨水。在更低的位置就没有降水了。下了山后,回头看山上的水气被山挡在了西坡,也就是说,西坡还在降水但是东坡已经没有降水了。一路到了素有卫星城之称的西昌市,为了明天更好地继续赶路,大家带着一身疲惫休息。
在从西昌出来经过几十公里的高速,开始了糟糕的山路。由于昨天的雨,山路十分泥泞。不时有大车小车经过,我们的车队慢慢地行进,但还是出现插曲,在一个下坡,由于路十分湿滑我们的7号车和8号车发生了小小的事故。7号车刹车后继续向下滑行撞倒了8号车。幸好是内部问题,而且速度也不是很快,经过简单的处理后,车队又继续前进。过了这段泥泞的山路后,我们进入了好路,一路到了大渡河边的石棉县。简单的午餐后,车队继续上路,路上遇到修水坝的工程,被挡了1个多小时,这一个小时让大家得到了难得的休息。1个多小时后,车队继续出发。过了泸定桥,天色渐渐的黑了下来。司机师傅也很累了,我们用对讲机不时地报告路况,前面的为后面的汇报,夜路上大家配合的很好,一路到了康定县城。到了联系好的酒店,大家在这里泡了温泉,洗去了一身的疲惫,很快进入了梦乡。
早上队员们吃完饭往继续理塘县城走,顺着318国道一路行驶到了折多山,折多山 海拔5100多米(海拔表),这里前些天下了雪,景色和地理环境都不错。考察了一下后,车队继续出发,下了山气温明显上升,不一会便到了摄影者的天堂——新都镇。远眺着贡嘎雪山,吃着美味的午餐,晒着暖暖的太阳,队员们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由于时间问题,我们开始赶路。到了理塘县已经20:30分了,车队拉得很长,最后一亮车到的时候已经21点多了。由于这里海拔高,水压很低,水没有办法到房间,队员们不能洗澡,房间的取暖措施也很差,我们只能在冰冷的房间入睡。在刚刚躺下后,发现我们几个人都有些胸闷,一会才能好,很快地便进入了梦乡。
这些天都在赶路,有三辆车需要修理,其他车辆先出发去稻城,也就是我们原计划的考察地区。没想到这里的路况比国道还要好很多,很顺利的前进,一路的雪景,时而在山谷里面;时而在山尖上面;时而在小溪森林旁。车队在经过3个多小时的惬意行驶,到达了稻城县。这个县城很简单,也很漂亮,有古城,有整洁的街道,这里藏族占了很大的比重。本来下午要去亚丁考察,但是由于稻城县政府的同志想和我们进行座谈,以便我们更好的考察,我们便在这里住下了。
明天我们就要进入亚丁地区进行考察了,大家都在进行休息与调整,以便明天更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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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横断山域南段的科考日记(2006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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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理塘长青春科尔寺)

理塘是藏传佛教“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七世达赖、十世达赖,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七世、八世、九世帕巴拉呼图克图,三世哲布尊丹巴,一世、二世香根活佛……都降生于此。这里简直就是圣人的摇篮。
  云间白色的仙鹤啊,
  把你的双翅借给我。
  我不会飞得太远,
  只飞到理塘就回来。
  我们一路吟诵着情歌到理塘。到了理塘,我们才算翻过崎岖的蜀道,跨上了青藏高原的边沿。
  夕阳西下,黄油毡一样的毛垭草原消融在夜色里。寒风抽打着四处招展的经幡,凉。
  理塘,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铜镜一样的草坝”。当年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去世之后,寻找转世灵童的人们来到噶玛沙。护法神附上人身,拿出一面铜锣来敲了一下,就不再吭声。他的意思很简单,理(铜锣)——塘(发出的声响),六世达赖将在那里转世重生。
  理塘与藏传佛教的渊源,绝非自六世达赖始。城北的理塘寺(又叫长青春科尔寺)便是三世达赖1581 年修建的。不过对外人而言,六世达赖“只飞到理塘就回来”的诗句给了理塘最大的知名度。它的后面,是一段人与神、入世与出世、情爱与政治的激烈冲撞。
  “莫说仓央嘉措,去把情人寻找。恰似己所觅求,他人同样需要!”人们似乎喜欢窥见这神一般的达赖身上,有着跟凡人无异的性情。
  “若随美丽姑娘心,今生便无学佛份。若到深山去修行,又负姑娘一片情。”人们似乎特别能够理解,这出家人的思凡之心。
  “背后的凶恶龙魔,无所谓怕与不怕。前面的香甜苹果,我一定要摘到它!”人们似乎看到了爱情在政治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的惨状,对追求者的勇敢由衷叹服。
  成为达赖喇嘛,是仓央嘉措家族的福气,也是仓央嘉措本人的厄运。因为藏族统治者与驻藏的蒙古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五世达赖喇嘛去世15年才正式发丧。被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时,仓央嘉措已经快16岁,长成了情窦初开的少年。加之他出生在生殖崇拜盛行的藏南门隅,当地的红教并不禁止僧徒娶妻生子,这样,坐床之后的仓央嘉措便在拉萨城里流连与茶楼酒肆,直至坐上了女店主的床,传出众多风流韵事。
  黄教的清规戒律当然不能允许自己的宗教领袖如此放浪形骸。不只管理地方政务的“第巴”桑杰嘉措对他严加约束,处死了贴身的喇嘛和情人;驻守拉萨的蒙古拉藏汗更是以此为借口,称他是“假达赖”。
  沉重的政治压力,并未扑灭仓央嘉措心中的爱情火种,他长跪在恩师五世班禅罗桑益西面前,表示情愿交出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达赖喇嘛”桂冠。
  政治不以凡人的意志为转移。仓央嘉措愿意挂冠而去,辅佐他的人自然不许。而他长期纵情于“世间难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心态中,任由桑杰嘉措处置政务的状态,又为拉藏汗所不容。
  1705藏历木鸡年,桑杰嘉措买通汗府内侍,向拉藏汗饮食中下毒,被拉藏汗发觉,桑杰嘉措被处死。拉藏汗向康熙帝要求废黜仓央嘉措。次年,仓央嘉措被“解送”北京,行至青海湖滨去世,时年24岁。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桶,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漫漫山路磕长头,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仓央嘉措的情歌,在理塘的上空千古萦绕。

  听过很多人将理塘称作“世界上最高的县城”,到县城中心一看,标明是4014.187米。再到网上检索,“世界上最高的县城”有一大串:石渠4200米,玛多4300米,那曲4500米……都比理塘还高。大概每个身处其间的人,都为自己到达的高度感到自豪,才有了这么多“之最”。武振华教授的观点更加实际:高原补助,2500米是一档,4000米又是一档,究竟多高,要以测绘为准的!
  理塘倒是没有以“之最”自诩,只是将县城所在地叫做“高城”。至于“最”或者“不最”,留给游客自己去琢磨好了。
  到了这么高的地方,我是没了琢磨的力气,只希望晚上有热水,睡觉有电褥子,屋子里有可以呼吸的空气。
  结果是失望。不仅热水没有,冷水也没有。设施齐全的卫生间里放着一个大桶,里面的水似乎比零度还低,根本下不去手。电褥子是有的,但电闸一会儿就跳,一会儿就跳,宾馆服务员只好一直站在分线盒跟前,按照她们老板的指示,“一跳就合上”。有限的氧气被同屋(我们四人住一个套间)燃起的若干支香烟抢了去,我看到自己嘴唇发紫。
  “理塘是强悍的草原。”不止一个人这样告诉我。据说即便到今天,在有的地方还有持枪的土匪。匪没有亲见,乞丐倒是不少。就在客店大堂,两个年轻力壮的乞丐转悠进来,找完这个找那个,没完没了地要钱。这样的情形,在理塘的短短14个小时里,我见到多起。而笑话也由此而生。修车厂里,我刚从厕所出来,一个老乞丐便尾随而至。“给钱!”老乞丐瞪着大眼珠子,络腮胡子里藏着凶悍。
  “没有!”我也不示弱。心想要钱哪有这么理直气壮的。
  “五毛!你有!”对方显然被我的断然激怒了,指着我的摄影包高声叫嚷。
  “没有!走开!”我一边拨拉他扯着我袖筒的手,一边愤怒地盯着他。
  “给钱!别人都给,你为什么不给!”瞧,多么荒谬的歪理。
  “给钱!你个狗日的,瞧不起我老头子!”竟然开始骂人了!
  “你还敢骂人!”我鼓着小眼睛生气地看着他,脸上的神情估计也很难看。双方就这样僵持着,足足对峙了四五分钟。旁边修车厂的工作人员看不过去了,掏出一块钱来给了老乞丐,他这才嘟嘟囔囔地踱开。
  正在这时,张虎拎着摄像机走进院子来。“嗬,这里的人好凶!我刚扛着机器照了一下,立马扑过来两个壮汉,问我照什么照!我赶紧收了,惹不起。”
  “就是。”我余怒未消,将刚才的情形简单复述了一遍。
  “不对吧?”张虎惊讶地看着我,“那个人好像是收费厕所看门的!”
  我再看那边的厕所,秘书长从里面出来,给了老头一块钱,老头正找钱给他呢!
  坏了!我为自己的唐突羞愧不已。赶紧掏出一块钱去还给修车厂的工作人员。
  “没事没事!”工作人员看着我,彷佛看着一个要钱的乞丐。
  跋涉几千公里,到理塘丢了个大人。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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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巴·横断山域南段的科考日记(2006年11月9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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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跟厕所守门人争执不下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始终心平气和地在旁边看着。敦实的身材包裹在衣服下面,上身是毛衣加敞胸夹克衫,下身是厚厚的藏袍,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大帽。
  年轻人的装束勾起了大家的兴趣,有队员跑过去给他照相。他很温和地笑着,眼角的鱼尾纹有点像豹子的胡须。
  “能不能把照片寄给我?”年轻人的汉语说得有些费劲,要留地址更不容易,便从兜里掏出驾驶证来,上面写着“稻城县赤土乡,格绒达娃”。
  我问格绒抽不抽烟,他直摆手:“我是扎巴,不结婚,不说谎,不吸烟。”“扎巴”就是僧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喇嘛,但藏传佛教里,“喇嘛”的意思是“得道高僧”,很少有人这样自称。
  “你到稻城亚丁去,会经过我们朗吉林寺。那里有三百多个扎巴,我就在那里出家。”亚丁鼎鼎大名的冲古寺,其实只是贡嘎朗吉林寺的“分号”,后者是稻城最大的黄教寺庙。贡嘎朗吉林寺直属于理塘寺,而理塘寺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很高,据说其活佛可以直接觐见达赖喇嘛,这是色拉、甘丹、塔尔、哲蚌、札什伦布寺才有的待遇。
  扎巴跑到修车厂来干嘛?格绒说,自己的面包车昨天在路边撞坏了,只好来修。
  原来这喇嘛庙的扎巴,并非一年四季打坐念经、烧香化缘,他们必须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像朗吉林寺和冲古寺的300来个扎巴,每十天选出十名喇嘛在庙里诵经,只有这十天当中,这十名僧人才可以享用寺庙里的“大锅饭”。其他时候,大伙儿都要分头出去找生计。
  干些什么活呢?挖虫草(一名僧人三年大约创收一万元),拣菌子(蘑菇),到百姓家做法事(一名僧人一天收入十元二十元不等),在冲古寺招待所帮厨浆洗,等等。据说亚丁一带的百姓虽然信佛,但并不怎么需要扎巴做法事,他们自认有三座神山保佑,可以跟老天爷面对面沟通,毋须扎巴们穿针引线。
  僧人创造的财富都要上交给寺庙,而寺庙每年给每名僧人的钱大概只有500元左右。他们吃的米饭和辣子,都要从家里带来。“除了自己挣点钱,更多的时候我得靠家里养活。”格绒家还有姐姐弟弟,他属于家庭奉献给菩萨的礼物,可谓重任在肩。自己扛不住了,全家人一起帮忙,也是情理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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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横断山域南段的科考日记(2006年11月9日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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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塘往稻城,过了兔耳山,山路便一直向下。空气变得渐渐湿润起来
  一路上地形粗糙,像是被钉耙勾过一般。
  再往前走,笆斗大的卵形巨石四处奔涌,如同被史前的洪水裹挟而来。
  “洪水是冲不动这么大的石头的。”陈挺恩研究员纠正我们的误解,“这叫冰川漂砾,是冰川时代被冰流搬运的山体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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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两亿多年前的二叠系以来,青藏高原至西康、四川一带,都是延绵不断的莽莽冰川。直到近20万年来才逐渐消融。这一带的冰斗、角峰、刃脊、冰笕、U形谷、冰臼、冰蚀洼地、侧碛堤、终碛堤、冰碛、冰川漂砾、条痕石清晰可见,是难得的地质运动大课堂。
  陈先生长期在野外依靠化石找矿,对地质地形地貌如数家珍。“有人认为木里稻城一带从奥陶纪开始就处在活动状态,我对这一点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原来我没有亲自来过,不敢纸上谈兵。这次亲自到了这里,对自己的判断就更有把握了。”
  对以前石油部和地质部关于大庆油田的争议,陈先生似乎是站在地质部一边的。“他们有理论做指导。理论这个东西,根据它不一定立竿见影找到油田矿产,但离开它满世界乱找,那就更不靠谱。”
  从北大的渊源论起来,谢家荣院士是陈挺恩的老师。1946年,他到淮南的庄稼地里方便。找来垫脚的石头被小便冲刷后,露出一种化石。“这下头估计有煤!”就这样,淮南八公山大煤田一钻成功,被时人誉作“丰功伟绩,永垂千秋”。
  20年后,南粮北运、北煤南调,让毛主席他老人家很烦心。作为毛主席的好战士,许世友将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天,老许到南京孝陵卫的一所学校视察。“谁说江南无煤,我说处处有煤,关键在于深挖。”说完用脚划了个圈,喝道:“就在这里挖,挖不出煤我不姓许。”就这样,南京军区上上下下折腾了一溜够,最终也没找出煤来为毛主席分忧。
  “科学这个东西,你是拗不过它的。”陈挺恩对当下一些石油公司热衷于在青藏高原找油不以为然。“我不是说青藏高原没有油,是说他们的做法有问题。化石是油藏的标志物,但你从哪里找到它的,是不是来源于它原始的位置?必须十分清楚,十分慎重。现在石油系统财大气粗,有经验的专家不上青藏高原,尽由一些毛头小伙带队,随便收集几块化石,就在那里打钻开井,太草率!太浪费!”
  “我敢说,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勘探是失败的。他们按照海相成油的理论在那里找油,但最后找出来的油田都是陆相的。这叫瞎猫撞到死耗子,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现。”拉肚子还没有恢复元气的陈先生说起这些,脸上泛起阵阵红晕。
  输水管被施工挖断,稻城全县城停水三天。听到消息,我忽然心中窃喜:好啊好啊,屋里解不成手,老先生到野地里多跑上几圈,没准能像谢家荣院士一样,为祖国发现一处大油田呢。
  呵呵,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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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万分,意忧未尽。出世入世,带发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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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道(1)·横断山域南段的科考日记(2006年11月10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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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月谷客栈设在稻城县香格里拉乡亚丁村。名字是从希尔顿的小说里来的。
“香格里拉”这个名字,如今已经被两个地方抢注,一个是云南迪庆州的中甸县,一个便是稻城的日瓦乡。
不服气的当然大有人在。木里人就宣称,当地方言中的“雄格里莲”,“雄”指山谷,“格”是连词,“里”指月亮,“莲”是蓝色,意思就是“蓝月山谷”。
然而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属于清官难断,谁先叫顺了口谁就占便宜。
谁在“香格里拉”上占了便宜?稻城无疑是其中之一。县农牧科技局的科技股长吴明亮告诉我们,今年亚丁景区光是门票收入就达8000多万元,相当于稻城县财政收入的20倍左右。稻城每年200多万元的接待费,都要从这里面出。
这样说来,被接待的也属于占便宜者。那么老百姓呢?牵马驮人、驮行李上山的格绒说,周边几个村有上千匹骡马在此排队拉活儿,每匹马一年的收入大约在万元左右。“想买摩托也买得起了,想买汽车也买得起了。”看来受益还是不小。
但这种便宜很快就该占不着了。
还在县城附近的茹布查卡村温泉时,村民就告诉我们,县里决定在亚丁景区修建索道和电瓶车道,以后马帮不许再营业了。“听说还要把温泉也收上去,我们的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喽。”电珠家媳妇忧心忡忡。
夜宿冲古寺。刚吃完饭,肖文和刘巧就急匆匆地从外面跑进来。“这事你们媒体的兄弟得管管吧,简直过分。”
原来,他们到周围藏民家里走了一圈,听说县里为修索道,勒令山民限期下山,马帮不让继续营业,还要砍神山上的树木。藏民不干,公安局就抓走了好几个人。村民急了,一百多口人在路上躺了一天,阻拦过往车辆,公安局这才同意放人。不过据说这事没完,索道按计划要从景区收费处修到冲古寺桥下,电瓶车路则从这里继续,一直修到神山边的洛绒牛场。
“修索道当然有问题,但这事媒体出面了解比较好。”副队长张百平研究员从来深谋远虑。
“您说有问题,这话得有根据。”这些天混得熟了,又年龄相仿,我说话便开始直来直去,“县里面要干这事,不管真的假的,总有一套说辞和道理。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事从生态和环境的角度讲,究竟是保护还是破坏?从利益的角度讲,究竟谁受损失谁受益?这些损失是不是为了长远利益必须承受的损失?这种受益是不是损失了长远利益得到的蝇头小利?”
问题提得有些猛,即使是专家也得思考思考。我和央视的刘晓波一合计,决定先到村民家里看看情况再说,至少得先有点感性认识。
冲古寺的柴油发电机每天发电三四个小时,电压估计很低,灯丝像风吹着炭火,一会儿红一会儿暗,亮度根本不够。晓波和马鸣、李维宁凑了三个头灯,既做走夜路的手电,也做摄像时的光源。
从冲古寺翻上去不到300米,就是肖文他们去过的人家。黑暗中没看见院子,只隐约感觉有几匹骡马在围栏后面轻轻地咀嚼。推开屋门,气味跟围栏里差不多。
这是我第二次走进藏民的家。第一次是在茹布查卡温泉,主人守着温泉的源头,一年收入上十万元,赚来的钱全都放在了翻修房子上。一楼的客厅一共有五根柱子,按旦增老师的讲法,藏族民居两根柱子间的房间面积一般是12平方米,这么算起来,那个客厅的面积应该在72平方米左右,雕梁画栋,非常精美。
而眼下的这户人家,根本见不到什么梁柱。正门进去不到一米就被一道塑料布隔开,后面推满了破旧的方便面包装箱之类。往右手拐过去是唯一的一间正房,靠里放着一张床,床前是炉子,炉子里烧着柴火。房间非常拥挤,几乎没有坐人的地方。
听明来意,男主人往炉子里添了几根柴,要烧酥油茶招待我们。女主人像是见过世面的,有条不紊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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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格绒庸宗,这是我的丈夫多吉。我们家现在不属于香格里拉乡,所以我们到这里来牵马,属于偷偷摸摸地干。
如今允许在景区牵马的,也就是香格里拉乡临近的十来个村子,大概有几百户人家,两千来匹马。其实,要说这景区修路的时候,我们全区的人都是做过贡献的,可到最后允许在这里拉活的,就是这些村子,其他地方没有资格。
规矩是这么定的,我们也说不了什么。我们到这里来偷偷干,属于没有办法,因为做生意赔了大钱。我还上过四年学,他(多吉)是一天书都没有念过,跟人家做生意,怎么能不赔钱?那是前些年做松茸生意,我们在这里收购价七十、八十元一斤,可运到云南那边就赶上降价了,50元、55元一斤,大老板都没办法,何况我们这小本经营?最后算下来,亏了14万。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我们那个乡,地本来就不多,我家有九亩地,种不出什么东西,只有青稞和豆子,一亩地收个两百斤就算不错。其他就是养牦牛,有的人家养十头二十头,有的养三四十头,一头牦牛养成了可以卖两千块,但它们都是要吃粮食的,成本不低。所以平常人家就够糊口,要做生意赔了本,那是翻不了身的。
我的娘家在冲古寺,我祖上是这里的活佛。家里看我们支撑不下去了,就跟我说,祖上在冲古寺边上还有这么一处房子,你回那里去找找活路吧。
我们俩到这里已经两年多了,本来有四匹马,这个月刚刚用两匹马换了一匹骡子,现在就剩下三匹了。我们在神山脚下做事情,讲诚信,讲良心,从来不会蒙谁,所以客人对我们印象都很好,离开以后又介绍新的客人来。慢慢地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两个,我们前年还了快两万块钱,去年又还了两三万块,要是按这个速度下去,到明年这债就还得差不多了。
可是现在不行了,政府要修索道。今年春上就来了队伍,砍了树,做了测量,说是年底之前要把路修好,马帮不让干了。村里面的人当然反对,结果九月份的时候公安局就到村子里问谁是为头的,抓了两三个。周围的老百姓就躺在路上,不让游客上山,堵了一天,公安局把人带到县城谈判,据说是答应给两个生产队每户每年2000元补偿,村民同意了,人就放了。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现在不算这村里的人。
这之后,修路的队伍就进了山,搭了帐篷,前些天修了一段,后来因为下雪结冰,就停了修路。现在好像又运了水泥石头进来,不过今年冬天估计干不成了,明年春天开工吧。
我当然不希望他们修路。不只是我,大家都不希望。破坏环境、毁林毁草之外,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生活又要回到景区开发以前的日子去了,还要靠那几亩地过活,生活真的没有希望。
这是我女儿的照片,今年九岁了,现在在稻城上一年级。去年从北京来了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康定的藏族。他们特别喜欢我女儿,说她特别聪明,一定要上学,而且要到县城上学,学汉话。他们给了500元钱,我们就照他们的叮嘱送她到县城里上学去了。
你问我们二十几?哪里还有二十几?我三十九,他四十一。这女儿不是我们唯一的孩子。上面有一个,十六岁;下面有一个,四岁,都死了,因为医疗条件差,生了病看不好。不想再生了,就想把这一个带好,让她好好上学,有出息。
钱都是亲戚朋友借的,不要利息。要利息的话,我们早完蛋了。希望明年还能干一段,尽量多还点。早点把债还清,心里就没负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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