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断山域南段的科考日记

友多

编辑/配图：周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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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宁蒗、稻城、德钦、芒康、波密、林芝、贡山、丙中洛……未来５０天，这支由地学、生物学、地名学、民族学、宗教学等近２０位专家组成的队伍，将踏访川滇藏三省区的８个地州、近百个城镇，行程超过５０００公里。
他们要去的，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横断山域南段。

友多

文：杨健 陈娟

10月28日（星期六）

　　掐着点赶到机场，原本约好在门口集中的大部队已经过了安检。
　　也难怪他们心急，10月21日出发仪式就已经举行，先头部队5天前就到了大理，可大部队还在北京。尽管这个季节对大香格里拉的一些地方来讲，正是最美的时候，可是再拖晚，有些路段恐怕就要大雪封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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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去滇川藏交界的横断山区，雨季已过，蚊虫蛇咬的威胁是没有了，但也有遗憾。海一样的杜鹃花肯定是见不到了，雅鲁藏布江沿岸的桃林也早已落花流水，不过海螺沟落差1100米的冰瀑布、海子山畔瑶台明镜一样的高原湖泊还在静静地等候着我们。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加动人心魄的奇景。心情因期待而有些激动起来。
　　能从水葫芦一样疯狂堆集、永远也理不清的工作中抽出这么一段时间来，到全世界最令人神往的地方去走一遭，不知道是哪一代修下的造化。临走的时候，领导问最早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我一边心虚理亏，一边壮起胆子回答：“能赖多久就赖多久。”
　　老婆和老岳父当初是支持的，因为换了他们自己，也憧憬这“艳遇”一般的旅程。但事到临头，要填平一个大活人走后留下的空缺，还是让他们觉得勉为其难。最反对的是女儿，那个常常被她或真心、或统战地称作“世界上最可爱”的人要离开那么长时间，真是不太好接受。
　　艳遇真的害人。

友多

“我力争：尽早归队戴罪立功，消极怠工早睡晚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使关己退避三里，游手好闲锻炼身体……”正向老婆发短信宣誓效忠，前面走过来一位穿明黄色探险服的老者。定睛一瞧，正是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高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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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高登义）

　　老头儿早早出门，结果在五环上遇到事故，差点误了飞机。高登义，67岁，四川大军阀刘文辉、大地主刘文彩的远方亲戚，还曾在刘文彩创办的文彩中学上学。这在突出政治、唯成份论的当年可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可高登义的运气似乎出奇地好，不仅考上了当时（现在也是）千里挑一的中国科技大学，而且被挑选参加我国珠穆朗玛峰登山运动的科技保障，担任气象预报员。旁人评价，近二十年来，青藏高原尤其是珠峰地区的气象预报，如果说有“NO.1”的话，这个人非高登义莫属。2003年珠峰攀登，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里，对登山路线上的气象情况判断，比在登山现场的预报员说得还准。
　　在很多心目中，担任过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的高登义是没有院士头衔的院士。平时在探险协会，经常有年轻人拿他打趣：“高老师，今天估计有雨吧？”老头儿眯缝着眼看看天，头也不低：“瞎说。”
　　对风云雨雪能掐会算的高登义，对自己的命运却不是那么有把握，尤其是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代。“关于出身，我的档案是有记录的，不过我心里并没有太大压力。”高登义自信对党和毛主席无限忠诚。即使是独自一人在深山老林中进行气象观测，每天早上他也要面向东方，向红太阳宣誓效忠；而每晚睡前，则深刻反思，总结自己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不应该、不合适。唯一让高登义感到失落的一次，是1970年代所里评选“学毛选积极分子”，群众推举了3个人，他是其中一个。到所党委最后拍板时，高登义落选了。他为此痛哭了一场，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委屈。
　　事实上，跟他的长辈和晚辈相比，他已经相当幸运了。那时候，他的老师叶笃正院士因为家庭背景和留学经历，不知道挨了多少批斗；而他不仅在中国科技大学听遍了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等学问大家的讲课，还有机会深入一线，到珠峰脚下增长才干，成长为那一代青年人中的业务骨干。
　　四年私塾，打下了高登义扎实的古文底子。“从四书五经到《诗经》《左传》，几十本线装书每一个字都要背诵。背好了吃一个双黄蛋，背不好就要打板子。”直到今天，高登义还在从这种枯燥原始的教育中受益。他发的节日短信诗文绝对原创，一字一句间透出当年受过的训练。
　　“跟刘文辉不一样，刘文彩不识字。他创办文彩中学，发誓要找最好的老师，培养最好的学生，把它办成四川最好的学校。”那时候，文彩中学的学生都佩戴着倒三角形的校徽，坐渡船不用买票。凤凰卫视拍摄《刘文彩》时，曾采访高登义，他对这些情况如实道来，毫不避讳。
　　而他的一位同学，当年中学毕业就要找工作，刘文彩把他叫去问：“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上大学？”同学回答：“家里穷。”刘文彩当即承诺，只要愿意上学，不管花多少钱，都由自己承担。此人最后成为副部级干部，却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即便到了2005年，凤凰卫视三番五次地请他出镜讲刘文彩，他死活就是不愿露半个字，还怪高登义不该把这事儿捅出去。“他是被‘文革’整怕了。”高登义坚信“文革”不会再回来，却为全民因“文革”而失去信仰感到痛心。“那是林彪事件之后，大家逐渐看清了真相，迷失了方向。”
　　正因为痛惜失去的，才对一息尚存的分外珍重。横断山区相对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古朴民风一直吸引着高登义。一说到香格里拉，他就会回想起三四十年前那段蒙昧而美好的光辉岁月。不论多忙，他也要重回香格里拉，去挽救一段传奇，去找回那即将“消失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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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星期日）

在“大横断山域”寻找“大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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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在苍山饭店五楼举行。因为是星期天，来的人很全。大理市科协、环保局、林业局、旅游局、文化局、民族宗教局、教育局、体育局、苍山管理局、洱海管理局……看来科学在这里还是颇有号召力。
　　为了准备今天的会议，昨天大部队刚刚进驻，就已经开过一次座谈会，从21点开到23点，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提问题。”
　　大概是中科院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李政道先生送了12个字：求学问，要学“问”。只学答，非学问。周光召院士将“做学问”三字理解为“问”、“学”和“做”。这些思想在刘东生、叶笃正、施雅风这一代人当中是毋庸置疑的，到了高登义这一代，他也还敢在老师面前有问题就提，有反对意见就说。再往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刘东生深感现在的年轻人“太乖”，有问题不敢提，甚至慢慢变得连问题都提不出来了。
　　“我们必须在充分理解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问题、新见解，才能创新和进步。”从在北京召开的两次科学家联席会议开始，高登义就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出高水平的问题，并尽量为这些问题找到合适的答案。
　　科考队副队长张百平研究员一上来就一口气提了几十个问题，并把它归结为自然科学家参加这次科考的六大任务：
　　为“大香格里拉”的科学涵义做一个明确的解释，对其大致区域进行界定；从地质、气候、生物、景观、宗教、社会等方面研究“大香格里拉”的成因；了解这一地区正在面临的威胁；为当地发展提出科学建议；起草《香格里拉宣言》。
　　“如果‘香格里拉’跟藏传佛教中的‘香巴拉’确实有关系，我们已经请活佛专门研究六世班禅的文献，来解读‘香巴拉’的内涵。”科考队另一位副队长丹增说，藏传佛教中的北方香巴拉世界，意指心中向往的极乐世界。它是从佛教的《十轮经》中脱胎而来，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认为，香巴拉存在于苏联的某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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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格里拉是不是香巴拉？它到底在哪里？丹增认为加强对原始典籍的研究，也许能找到一定线索。
　　在西藏康巴地区做过三年反贫困工作的丹增，对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更感兴趣。“迪庆关于香格里拉改名的策划，的确对当地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一个概念出发，把故事讲圆，继而对一个品牌进行开发，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情况近些年来在国内已经屡见不鲜。这种模式对地方的当前和长远发展究竟形成怎样的影响？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以汲取？”这是丹增关注的话题之一。
　　“一些地方的一妻多夫制，一定跟那里的人口与自然资源存在内在联系，和当地的资源平衡是相适应的。在各少数民族的伦理道德规范中，还有哪些适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说法和做法？能不能延续下去并为未来所用？”
　　“从我了解的情况看，中甸、小中甸一带的森林全被剃光了。砍完之后再种，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只能长一些次生阔叶林。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将来的生态如何恢复？”
　　“香格里拉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水平很高的地方，但生态系统也很脆弱。越来越多的游人是否带来了外来物种的入侵？它们发展成了怎样的状况？会不会像加拿大一枝黄那样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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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神山像梅里雪山一样，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圣山。可是我在一户居住了至少七代人的房子周围发现，那里的水源枯竭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世世代代适宜人居住的地方断了水源？是大气气候的变化？还是人心不古，利益在与信仰的斗争中占了上风？”
　　“我1973年到大理来时，蝴蝶泉边还有不少蝴蝶。1983年高登义来时，蝴蝶数量就大大减少了。等到2000年张百平再来时，一共只见到3只蝴蝶。是什么造成了蝴蝶泉30年间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不会继续发展下去？”
　　“听说我来做香格里拉区划，青海、甘肃的朋友给我打长途，说他们这里的藏区也有很强的香格里拉特色，为什么科学考察不把它们也包括进去？”
　　……　……　……
　　数不清的问题，让科考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友多

10月30日（星期一）

　　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
　　没有苍山十九峰顶的皑皑白雪，就不会有洱海十八溪下的平湖秋月。“高地和低地、上游与下游，苍山和洱海本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可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把它们分割成两个独立的地域，包括管理机构的设置也是如此。”张百平研究员对此有些担心。
　　今天，科考队决定到苍山东坡去实地考察一番，看看这里的环境究竟有些什么变化。
　　苍山在洱海之西，中间隔着一片湿地。原来这里是大片的稻田，鼎鼎有名的大理三塔，就在这水田当中，水面上倒映的塔影，让人别有一番宁静之感。如今，这里修建起一条公路，三塔也被围墙圈成了公园，开始收门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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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沿洱海西岸北行，一路上飘扬着崇圣寺的公益广告旗：“妙香乐土，和谐世界”，“崇圣礼佛，和美人生”。就在崇圣寺的围墙一侧，有一条上山的土路。一般的游客，不会知道这里就是迈向苍山的门户。
　　路边的院落里停着许多汽车，以前大概是用来进山运大理石的。现在山里的采石场已经被封，据说甚至连通往采石场的道路都被堵上了，这些汽车就只好在院子里“图图”地低鸣，等着些零星的活计。
　　泉水从路面漫过，静静向山下流淌。面向洱海的苍山东坡，看来还有点水份。可是越往上走越干燥，这样的泉水已经很难见到了。“这边的山，一般都是湿乎乎的；这里有点怪，干巴巴的。”昆明动物所的肖文这样评价。
　　车子在盘山道上晃晃悠悠地走着，晃到道路尽头，已经是中午12点半。这里的海拔已经是2900多米。苍山管理局同行的杨科长指着远处的山峰说，那里是4900米，爬上去大概要4个小时，中间有座亭子，爬不动了可以在那里休息。至于下山，“你一直放开腿跑下来，15分钟就可以回到这里。”杨科长说。
　　管理局为每个队员准备了一份午餐，有些人围坐在离公共厕所（上面被人写着“炮营”）不远的地方，开始就餐。丹增对我说，走吧，咱们先走。
　　在这样地方沿着50来度的山坡往上，不一会儿就开始气喘如牛，再来看丹增，简直如履平地，甚至哼着悠闲的小调。不用眼睛看，听着我粗粗的喘息，丹增就调整了脚步，走会儿缓会儿，还不时提醒我注意脚下。
　　路上遇到一对夫妻，是在山顶的电视转播台工作的。男的背着一个篓子，手里用照相机的三角架作手杖。女的背着蔬菜水果，用一根带子拉在头顶上。一看我们来，他们就赶紧上行，而等我们向上走，却发现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
　　拖着我这台老马达，丹增第一个登上了亭子，我们不经意间成了冠军。山上的风真硬，我们根本不敢在亭子里坐。丹增坐在旁边的石头上，要学毛主席在庐山，点着烟来一张照片。取过他的名片，才发现他叫“旦增伦珠”，看来原来叫他“丹增”估计是叫错了。
　　等了大约十多分钟，后面的十来个人才逐渐赶上来，一看海拔，已是3670米。大家都觉得我能跟上旦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他就是在这个海拔生的，那就是走平地呀！”好几个人都这么笑。
　　管理局的小谢说顶峰倒是没有4900米，只有4412米，但要爬到那里，估计还要4个小时。继续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发现前面差不多都是下坡路，担心回程还要爬，我便没有再往前走了。这里到处都是冷杉、云杉林，远处已是高山草甸，再往上也就这样了。下山吧！
　　没有雪，重阳的月亮淡淡地挂在天上。

友多

10月31日（星期二）

　　今天自然科学组去苍山西坡，人文组去喜洲镇白族聚居地。
　　政府部门也许被科考队这几天“高强度”的骚扰搞怕了，再也没有人露面。到喜洲镇的时候，副队长旦增告诉大家，分别到当地寻访年龄大一点的人，通过拉家常开展社会调查。可大伙儿似乎不愿意单独行动，都跟在旦增、武振华老师后面，亦步亦趋向前走。
　　当记者的不能丢这个人，我决定独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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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族人大多信佛，喜欢白色。走进小巷，到处是玲珑的民居，有些江南水乡的味道。一家人院子的门楣上写着：“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为大智大勇之本”，横批是“百忍家风”。两旁还画着梅花和兰草。看来柔和的白族人也不是没有脾气，只是信仰的力量让他们学会了适应与磨合而已。
　　小镇显然发生过火灾，街边的院墙上到处画着消防方面的知识宣传画。村委会门口还挂着一块牌，是“村民志愿消防队”。从这里穿过去，便是商品经济味道很浓的四方街了。这里烟火浓烈，到处是买吃买穿的摊点，非常热闹。
　　我知道买东西是跟人搭讪的最好手段，便四处寻摸，希望找到点能买的东西。路过一个鞋摊时，对一双解放鞋多看了一眼。精明的女主人立刻跟过来，“28元。”我以为是“68元”，反问了一句，知道是“28元”后，觉得很便宜，便没有还价。
　　这让摊点主人非常高兴。男主人特地跑出来敬烟。他们是重庆来的，到这里已经八九年了。男主人当年在附近当兵，感觉不错，便把全家都带了过来，现在已经在四方街上设了两处摊点。
　　“发财？”男主人使劲摇头，“这里能发什么财？都没多少钱，不像你们城里人，工资怎么着也一个月两千块，那买起东西来就不会太计较。”正说着，过来一对年轻夫妻，要买门口的擦鞋垫。开价13元，最低11元卖。年轻人说7元，然后甩头就走。男主人赶紧叫：“拿走吧。”我打量着手里新买的鞋子，估摸着如果砍价大概能砍到多少。
　　“这里不只是白族人，还有回族，有汉族。”
　　“好打交道，都好打交道。性格这个东西，是不分民族的，都有好打交道的，也有不好打交道的。我看跟民族没什么关系。”
　　“环境污染？这里能有什么环境污染？大理最大的两个厂子就是卷烟厂和啤酒厂，能有多大污染？说实在的，想建大厂都建不起来呢。”
　　“水是从山上引来的泉水，挺好。垃圾有车子来拉，每天早上六点多钟。粪便也有车子来拉，不过要一两年才拉一次，具体多久要看你家粪坑的大小，大就时间隔得久，小就来得勤。”
　　“雨水没减少。今年重庆热得旱得那么厉害，这里天天下雨，不热。哪像在重庆，男人在家光着个膀子。”
　　“本主庙？有庙的，每年三月过节，交三块钱就可以到庙里去吃饭。吃得不错。你从这条街平着去，就是直着去不拐弯，在学校旁边就有庙。”
　　到了我也没搞清“平着去”是怎么个去法，便顺着街道往前，希望遇到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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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街，是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问了一位老者，老者很客气地说庙就在前面。说完还不放心，看我走过了便在后面提醒：“就在左手，就在左手！”
　　仅从破败的院门看，外人不会知道这里是一座香火旺盛的庙宇。走进院里，右边是魁星阁，大概是文曲星。再往前是药王菩萨和他的牌位。转过身来，是“大慈寺王母娘娘”的大殿。殿前围坐着两桌老太太，正在吃饭。见到素不相识的我，她们直招呼：“来来来，一起吃中饭。”这里的习俗，是每年三、六、九月到大慈寺来进香，三月3天，六月6天，九月9天。今天正是九月初十，进香的老太太们还没有回家，在大殿旁边自己做菜烧饭。我接着问旁边的大妈一些情况，大妈看上去有80岁了，耳朵听不见，也不太听得懂普通话，只说自己是大理城里的，到这里来进香。其他就听不清也说不清了。
　　王母娘娘大殿对面的屋墙上，还保留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群众招手的画像。我正在拍着，刚才那个指路的老者走过来：“你是从哪里来的？”听说是北京来的，连忙将我往后院引，“到这边来，这边有人找你。”
　　从竹林穿过去，后面是孔夫子的大殿。如此看来，儒道释三家这大慈寺都占全了。我为这个发现感到激动。孔庙大殿已经很破败，对面的小窝棚里过来一位老者，“你过来，先别拍。”他一面搬开一个纸牌前的椅子，一面对我说，“你先看看这个，你先看看这个。”
　　褪色的红纸牌上写着“华中师范大学遗址，1938至1946年止”。原来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是私立喜洲华中大学，有点像当年西南联大偏安于昆明一样，在这大理喜洲镇上找到了自己放书桌的地方。
　　老人拿出一大摞好几本剪报和签名簿，不让我问问题，只是一页页翻开资料，“你自己看。”
　　我像发现金矿一样，急于将那些没有着落的人文学者引到这里来。可是等到短信发过去，他们已经跟镇政府接上了头，正在参观民居、探访本主庙呢。
　　“下午我带专家过来。”我告诉老人，通过资料，我已经知道他叫张新民，是喜洲镇老年协会的会长，今年74岁了。媒体把他称作“大慈寺的守护者”。
　　我满怀信心下午再来，可真正回到队伍里，他们已经打算去另一个穆斯林村子。我食言了。
　　下回再来看你，张会长。

友多

珂里庄是个小村子，离喜洲镇不远。
　　回、汉、苗等信奉伊斯兰教的信众聚居在这里，村子中心有一座清真寺。
　　我们到村里时，正赶上午后的礼拜时间。武振华老师嘱咐大家不要喧哗，静候村民们礼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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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清真寺礼拜是男性穆斯林的特权，女性是不能进殿的。不过现在为了普及教义，村里开始通过有线广播向女性穆斯林传道。
　　清真寺大门两侧贴着“团结办教，和谐共荣”的标语，周围民居的墙上，也都是《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语录。

　　“学习是所有穆斯林的天职。”
　　“你们每个人都是放牧者，将来要对被放牧者负责。”
　　“众人啊！我确以一男一女上（原文如此）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
　　“不要顺从私欲以免私欲使你叛离……道。”
　　“信士们皆为教胞，顾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纷争，你们应当敬畏真主，以便你们蒙主的怜恤。”
　　“你们不要互相憎恨，互相嫉妒，不要互相图谋，互相断绝。你们都是真主的仆人，穆斯林彼此都是兄弟。”
　　“穆圣说：教育好一个妇女等于教育好一个家庭。”
　　“求知从摇篮到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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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振华研究员本人是穆斯林，来到这里非常兴奋。一面跟村里的阿訇联系，一面向科考队员普及伊斯兰教的常识。
　　“伊斯兰这个词，本来就是顺从、和平的意思。在《古兰经》和《圣训》里，都是教导大家向善积德，修身养性，从来没有暴力倾向。”武振华认为，中东地区的矛盾，都是英美帝国主义造成的，强行在那里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固然是犹太人的梦想，但国际社会并没有真正尽到调解矛盾的职责，有的国家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里培育自己的势力，出售武器，激化相互间的矛盾。
　　科考队里的年轻人对这些历史知之甚少，难免讲出些不太合时宜的话。MMX是这当中最典型的一位。下面辑录一些他的“语录”，没有任何恶意，仅为后者戒：
　　“礼拜就是引人向善？这有点像政治思想工作嘛。洗脑，给他们洗脑。是这样吧？”
　　“这个阿訇，是不是就是庙里面的住持或者方丈？”
　　“哎呀，你们做礼拜前还要沐浴更衣，真爱干净呀。我看这清真寺不应该叫清真寺，应该叫真清寺――真清洁。”
　　“武老师，您不也是穆斯林吗？您怎么不做礼拜呀？”
　　……
　　当然，这位今天晚上回驻地肯定是要挨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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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星期三）

　　洱海跟滇池相比，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
　　小普陀庙设在离岸大约100米的一个小岛上，像一枚印章倒扣在洱海上。海印村的名字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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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海印村更吸引人的名字是它所在的乡，叫“挖色”，逗得年轻人“哇噻”、“哇噻”怪叫不止。
　　洱海每年休渔6个月，附近山上也没什么东西，海印村的妇女们便只好到岛上来，靠卖烤鱼、煎虾挣些收入。
　　方圆不足百米的小岛上，这样的摊点足有三四十个。油煎虾米5元两小碗，烤鱼5元一整条。很多人从湖里现捞虾米，这虾可都是野生的，不到一寸长，在小盆里活蹦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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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观音庙前如此杀生，不知道菩萨作何感想？或许菩萨也懂得“抓大放小”的道理，为了众人的生计，暂且先超度那些甘作牺牲的鱼虾。
　　海上有普陀，岸上是文昌。文昌庙跟村里的老年人协会合而为一，寺庙也由老年人一手打理。
　　中天大圣北斗第一阳明贪狼大道星君、中天大圣北斗第三九极灵妃元皇夫人、太微垣内南斗第六天枢上生监簿大理真君……庙里供奉着一大堆菩萨，还有文财神、武财神。
　　比菩萨更惹眼的，是旁边墙上张贴的感恩喜报。前来报喜的人，他们的孩子，有考上云南大学计算机系的，有考上湖北沙市某学校计算机系的，有考上保山师范高等学校物理系的，还有考上云南农业大学和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的。大红的喜报雄辩地证明着“文昌老爷”的灵验，无情地讽刺着这些让人梦寐以求的学科和专业。

友多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何者乐诗？
　　见李乐诗，已经是第二次。
　　上次见李乐诗，是在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那一次，她带领一群香港的大学生去北极，正好跟我们的科考队在朗伊尔宾相遇。如今，作为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副主席，她又随队来到香格里拉。
　　冰山涌动的海面上，科考队的5名勇士跳下“雪龙号”，在北冰洋里那一番畅游！轮到李乐诗上船时，中央电视台记者一把将话筒伸到她的嘴边：“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李乐诗咧嘴一乐：“七十多了！”
　　宁蒗的饭桌，“雪龙号”船舷边问答的双方都在现场。说起这段经历，双方心照不宣，哈哈大笑。只有不明就里的年轻人还在问：“那您今年到底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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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副主席 风尘仆仆的“极地奇女”——李乐诗）

　　“你看呢？”李乐诗绷着脸，“算下来我该八十啦！你肯定该说，‘哎呀，不像不像，您可真显年轻啊！’告诉你吧，我最爱听的就是这话。”
　　岁月无情，但21年前偶遇中国南极考察队的时候，李乐诗的确非常年轻。那时候，她在香港经营着一家生意红火的广告公司，作为摄影和旅游的发烧友，只要一有空闲，她就背起睡袋去四处旅行。她说自己当年的人生目标，就是用赚到的钱环游世界。
　　如今，她早已把公司交给别人打理，自己8次赴北极，6次闯南极，3次攀登珠穆朗玛峰，足迹遍布世界七大洲的100多个国家。
　　在昆明机场，她见到高登义主席时，竟高兴地跳了起来，扔开两件小巧的行李，像个孩子似的开心地笑起来。
　　李乐诗现在的工作，除了周游列国，就是在香港的各个大学办讲座。“香港这个地方太小，而领导人的眼界也不开阔。”李乐诗用拇指尖抵着小指尖，做了一个“很小”的示意，“但我们学生的胸怀不能这样小。”
　　李乐诗说，学生都很向往当科学家，想到南极走走逛逛，可是听了科学家的艰苦，也可能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100人中最多只有4个人举手愿意当科学家。“但只要有一个人愿意，香港都会因此而受益。”李乐诗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
　　“今年以来，我已经给40万香港学生办过讲座。”这工作不仅没有报酬，而且要自己贴车费。“有的地方很远，我又不能总是打的士，只有坐公交、搭地铁。”我们可以想见，李乐诗那单薄娇小的身材在汹涌人流中是何等渺小无助。
　　更让李乐诗耿耿于怀的，是她一直在争取成立的“极地博物馆”。除去每年几个月在世界各地周游的费用，李乐诗把自己最大的力量都用到了这方面。
　　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的李乐诗，从小就喜欢看《鲁滨逊漂流记》之类的游记。长期跟中外科学家一起进行科学考察，李乐诗感到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很大破坏，而环保教育存在一个断层带，她认为应该通过极地宣传达到环保教育的目的。
　　“高教授他们这一代科学家，我跟了他们20年，年纪已经大了，科学考察和科学普及不可能总是这批人去做，薪火相传，需要培养下一代，因为下一代更有魄力，更适应现代化和未来的要求。但是老一代科学家确实很有经验，我要把他们写出来、拍下来、记录下来，下一代可以通过这些学习，将来在极地科学和环保方面做得更好。”让李乐诗感到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她的心愿，尤其是那些有实力帮助她的香港实业家。
　　香港有两个李乐诗，年长的是眼前这位风尘仆仆的“极地奇女”，后者是一名温婉可人的歌星。而让人有点想不到的是，大李乐诗竟然也喜欢唱婉转动人、凄调柔韵的粤剧“星腔”。“我在喜玛拉雅山顶唱过小明星句，以纪念南国一代歌人。”
　　“人生七十载，1/3用在睡觉，1/3用在逛街、煮饭、拍拖、不开心等琐碎事情，在余下的八千多日中，我们要学习、要发展事业，只有很少回馈社会的时间。”“与其浑浑噩噩一日，何不活得精彩？”
　　乐山乐水乐诗，不亦乐乎？

友多

11月3日　（星期五）

　　到木里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多钟。吃完饭，开了两三个小时会，渐渐暮云四合，夜色迷蒙。队长说，县党校的房间不够，没念到名字的人得到山下的县委客房去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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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里的木里县城）

　　扛着大包小包，连滚带爬往山下走，没想到这短短一里多山路，竟引出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早上八点从宁蒗出发，下午十二点半到了盐源梅雨镇。再往里穿过一片林区，车队开始一环一环向上盘旋。大约盘了有十几圈，穿过一个山口，哇靠！西边一座大山的侧影顿时将所有人都镇住了。
　　往上看，山顶比我们所在的位置，大概还要高出1000多米，浓云像打湿的棉花团大朵大朵地从峰顶撕扯开，又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向上托举着。
　　往下看，山谷足足有2000米深，谷底的河流像一条丝带，若隐若现，看起来比天山陡峭的盘山路凶险多了。
　　对面山上，手形条纹似的盘山公路清晰可见，我们就是从那里走过来的。这蜿蜒的条纹，常常被一道道垂落的直线粗暴地打断，那是泥石流留下的痕迹。
　　听专家说，河叫木里河，落差2000多米，水资源的丰富程度超乎想象；山叫大凉山，乡邮员王顺友留下铿锵承诺的地方。
　　“木里在香格里拉地区中最封闭、最原始，但有人认为正因如此，它保存了香格里拉的灵魂。”张百平研究员走前查了很多资料，主要是洛克八十年前三上木里时留下的。“我问在雅鲁藏布江科考的科学家，一个也没来过木里。国内专业方面的资料，不管是自然地理还是经济地理方面的，几乎都是空白。反倒是国外，有一个‘重走洛克路’的网站，提供了一些新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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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洛克到木里时拍下的照片）

　　从县委党校到县委客房，要拐三个大弯，下三个坡，上一个坡，地势陡峭。在海拔2000多米的地方，下坡还好说，上坡就难免让人有点“拉风箱”。
　　县委客房很简陋，香皂毛巾一概没有，少数没带牙刷的人得找服务员去领。房门一律锁不上，钥匙则一律不给，出门进门都由服务员控制。
　　“锁门了，锁门了！屋子里面装着很多科学仪器呢！”陈挺恩研究员一边卖力地喊着服务员，一边悄声对我说：“这里天高皇帝远，治安很乱！不能告诉她们有电脑、相机，只能说有科学仪器，前年中科院的一个博士生就是在科考途中被当地人杀死的！”陈先生说，2004年，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一名博士生同女朋友一路考察，快到木里的时候，女朋友觉得累了，先回昆明。留下博士生一个人深入木里。
　　“年轻人没经验，住店的时候，服务员问有什么贵重物品，他就把笔记本电脑、照相机、4000多元现金都登记了。”老陈一脸惋惜，“那还不被人盯上？上山采标本，找人问路。跟过来两个人说你要去哪儿呀？哦那里呀，不用这么走，我们告诉你一条近路，跟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博士生的尸体最终在那条走向黄泉的“近路”上被发现。“人家连相机电脑都不要，就把4000块钱拿走了……啧啧啧。后来越说越近，那个博士生竟然就是我儿子同屋的同学，把他吓得好几天不敢睡觉！小心哪，在这里千万要小心哪！”老陈的声音越压越低，说得我的汗毛像秋草一样，在寒风中瑟瑟抖动起来。
　　入夜，在县城里“起伏跌宕”的大街上满世界找网吧，过来一位中年人，热情地问：“去哪儿？”惊喜过后的我迅速冷静下来，脑子里全是那个可怜博士生血肉模糊的尸体，连忙说：“谢啦，随便转转。”
　　终于在一家网吧里把前几天的照片发出去了，半小时十元，属于很贵的了。也没还价，双手紧紧攥着相机包，同时点开两个邮箱，飞快地交替发送着邮件，感觉背后都是青面獠牙的凶手。一等邮件发出，赶紧交了钱，飞也似地往驻地跑去。